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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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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15 21:03:21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创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抉择,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极大推进了我国的社会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面貌,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收入分配、劳动就业、教育公平、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征地拆迁等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在利益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我国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从而促进公平正义,保障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社会秩序。本文试图勾勒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中国路线”,总结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经验”,进而探寻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进程

通过对40年来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审视,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不同阶段。马克思说“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既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内在的连续性。

“社会管控”阶段(1978~1992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之前,此阶段“社会管控”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类型,彰显出特有的时代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并没有协调跟进,原有社会管理体制在总体上仍然得以延续,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实质性变革,“社会管控”的特征非常明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与此同时,还受到各种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新生政权的威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为了改造旧社会、巩固新政权,当时在社会管理上采取了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以党和政府为中心、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以户籍制度、单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在城市以街居体制辅助,在农村以“人民公社”制度辅助,实现职业身份统一确定、各类人员统一安置、社会事务统一部署、一切活动统一组织,社会绝对服从政府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管理。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极大地增强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使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某一个既定的位置上。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成为全部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政府开始由政治主导型向经济建设型转变。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开启了现代化建构的大门,开始放弃全能型社会管理体制。国家对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逐渐开始小范围地放权让利,社会管理工作随之不断调整。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开始向社会分权,农村基层村民自治与城市基层居民自治成为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重要方式。

从总体上审视,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关注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国家改革的重点是如何调整社会管理来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的局部调整都是为发展经济提供配套服务,社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庸。在社会管理主体上,实行“单一行政主体”;在管理手段上,实行“运动式治理”;在管理机制上,突出单向管控;在管理环节上,突出事后处置。这一时期,由于政府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和转移,“大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格局非常明显,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