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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宏观大神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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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4-06 15:13:45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宏观大神  coo


 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1936年,即约翰.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时期。从通论出版至今,宏观经济学经历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不得不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和思考。文章悉数回顾了那些年大家一起追过的宏观大神,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宏观大神给读者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敬请阅读!

文/许文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许坤,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凯恩斯和大衰退

  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1936年,即约翰.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时期。正如凯恩斯在写《通论》时,向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有关经济理论的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我并不是说它立刻会产生影响,而是说在未来的十年中,它将影响我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

  

  凯恩斯是对的。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即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出版时间。大衰退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灾难,也是经济学家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当时的宏观经济学名称——发展的一场智力失败。很少有经济学家清晰地解释大衰退,无论是它的深度还是广度。作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政策仅仅依靠直觉,而非经济理论。但是《通论》则提供了大衰退事件的一种解释,一个框架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明确分析。

  《通论》强调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称之为总需求。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即使产出最终会回到自然水平,但是这个回复过程十分缓慢。凯恩斯最著名的的引论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在推导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凯恩斯引入了许多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结构:

  1、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以及乘数。这解释了消费冲击如何被放大,并引起了产出的更大变化。

  2、流动性偏好。这是凯恩斯为了表达货币需求的一个名词,用于解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利率和总需求。

  3、预期对消费和投资影响的重要性。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即预期的变化)是需求和产出变化背后的主要因素

  对经济学家来说,《通论》不仅仅是一本专著。它还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含义与大衰退时期的情形相一致:靠经济本身回复原状是不负责任的。在衰退过程中,试图平衡预算不仅很愚蠢,而且很危险。积极主动的采取财政政策,对于国家恢复到高就业水平非常必要。

  新古典综合

  经过多年的演变发展,《通论》变成了宏观经济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将《通论》当作宏观经济学,也很少有经济学家完全同意《通论》中的所有观点。但是,大部分讨论还是围绕它展开。

  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现了综合凯恩斯与早期经济学家思想的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引用萨缪尔森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写的话:

  “最近几年,90%的美国经济学家都已经停止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反,他们在进行一项将旧经济学与现代收入决定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整合起来的工作。这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工作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除了极左翼的5%和极右翼的5%。”

  

  新古典综合在接下来的20年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期间的进展令人十分惊叹,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一)各个方面的进展

  《通论》出版后的第一波进展就是数理化凯恩斯的观点。尽管凯恩斯熟知数学,但他在《通论》中避免使用数学。这使得人们对凯恩斯所要表达的意思争论不休,且不停争论凯恩斯的某些讨论是否有逻辑缺陷。

  IS-LM模型

  凯恩斯思想的模型化有许多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由J. 希克斯和A. 汉森所发展的IS-LM模型。IS-LM的初始版本被指责为对凯恩斯思想进行了许多删减。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预期的作用,也缺乏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但是IS-LM模型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也是它立刻成为主流的原因。随后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两种关系中遗漏了什么变量,哪些价格和工资的方程应该加入该模型,等等。

  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强调消费和投资行为的重要性,也强调货币和另一些资产之间选择的重要性。主要的进展很快就沿着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20世纪50年代,F. 莫迪利安尼(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后来在MIT)和M. 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独立提出了各自的消费理论。两个理论都坚持预期在决定当期消费决策中的作用。

  J. 托宾(耶鲁大学)基于收益现值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投资理论。该理论被D. 乔根森(哈佛大学)进一步完善和检验。

  J. 托宾也提出了货币需求理论,或者更一般地,他基于不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和风险提出了资产选择理论。他的理论不仅仅为宏观经济学中完善金融市场提供了基础,还为更一般的金融学提供了基础。

  

  增长理论

  与波动理论平行发展的是对增长理论的再次发展与更新。与二战前期的经济停滞相比,大部分国家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虽然它们经历了波动,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的提高。由MIT的R. 索洛在1956年发展的增长模型为思考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框架。

  

  宏观计量模型

  上面所有的进展都整合进了越来越大型的宏观计量模型中。第一个美国的宏观计量模型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L. 克莱因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的一个扩展型IS关系,由16个方程组成。随着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的发展(使得数据变得可用),以及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的发展,模型的规模迅速变大。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贡献是由莫迪利安尼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20世纪60年代所开发的MPS模型(MPS代表MIT-Penn-SSRC, 两所大学和一家研究机构—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构建)。它的结构是IS-LM模型的扩展版本,加上菲利普斯曲线的机制。但是它的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货币——都反映出了自凯恩斯以来的巨大理论和经验进展。

  

  (二)凯恩斯主义V.S.货币主义

  随着宏观经济学取得地这些进展,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他们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开始相信前途一片光明。对波动本质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清晰;用于指导政策决策的模型变得越来越有效。那时,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消除所有的衰退。这种乐观主义被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所质疑,即货币主义者。货币主义者的领军人物就是M.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也认为宏观经济学取得了很多进展——他自己就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进展——消费理论之父,但他并没有对宏观经济学的光明前景表示出很高的热情。他认为,对经济的理解仍十分有限。他质疑政府的动机,以及政府有足够能力去改善宏观经济结果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主导了经济学的头版头条。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2)菲利普斯曲线(3)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V.S.财政政策

  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作为抵抗衰退的关键。这一直都是流行的观点。正如许多人认为IS曲线的斜率非常陡峭一样。利率的变化对需求和产出并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并不能发挥作用。而直接作用于需求的财政政策则能更快、更可靠的影响产出。

  弗里德曼强烈质疑这一结论。在他1963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尽可能地回顾美国近一个世纪的货币政策、货币与产出关系的证据。他们的结论不仅仅显示了货币政策有效,而且说明了货币政策的变动确实能解释大部分产出的波动。他们将大衰退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失误,即由于银行倒闭而引发的货币供给下降——美联储本来可以靠增加基础货币来避免这一下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么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质疑被一些强力的讨论和一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所跟进。这些争论最终取得一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影响经济。如果政策制定者不仅仅关注经济的规模,还关注经济的结构,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两种政策的结合。

  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个争论的交点在于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初始凯恩斯模型的一部分。但是它提供了解释工资和价格变动的一种方式(似乎也是可靠的方式),它就变成了新古典综合的一部分。基于经验证据,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长期,失业和通胀之间也存在可靠的取舍关系。

  弗里德曼和E. 菲尔普斯(哥伦比亚大学)对上述观点非常反对。他们认为这种长期取舍关系公然与基本经济理论相左。他们认为当政策制定者利用这一关系——他们试图利用高通胀来降低失业率的时候,这一关系将会迅速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失业和通胀之间没有长期取舍关系已成为共识。

  

  政策的作用

  第三个争论集中于政策的作用。经济学家的学识是否能稳定经济,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实施正确的政策,这些质疑已经出现。弗里德曼赞成使用简单规则,例如,稳定的货币增长。可参考Source: “The Supply of Money and Changes in Prices and Output,” Testimony to Congress, 1958.对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争论至今仍没有解决。其争论的本质也没有变化,至今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研究问题。

  理性预期的批判

  尽管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争论不断,但20世纪70年代左右,宏观经济学看起来已经是一个成功而成熟的领域。它似乎成功的解释了某些事件,并指导了政策选择。大部分的争论都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是在随后的几年,这个领域陷入了危机。危机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事件。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滞胀——一个当时创造的词汇,用来表示高失业和高通胀共存。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滞胀。该事件过后,以及经过多年的研究,一种可信的证据,即不利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的影响被用于解释滞胀。但是,这一解释的到来已经无法消除滞胀对宏观经济学的负面影响。

  二是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小群经济学家——R. 卢卡斯(芝加哥大学)、T. 萨金特(当时在明尼苏达,后来去了纽约大学)和R. 巴罗(当时在芝加哥,后来去了哈佛)——领导了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激烈批判。正如1978的一篇论文中,卢卡斯和萨金特写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预测非常的不正确,他们所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它们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并没有涉及到经济理论的微妙之处。当代商业周期课程的学生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并决定哪些内容——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特征——可以被修正和较好的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一)理性预期的三个启示

  卢卡斯和萨金特的主要论点是凯恩斯经济学忽略了预期对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改进的方式就是假设人们基于已有信息尽可能理性的形成预期。而将人们当做具有理性预期的代理人,则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启示,且它们均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卢卡斯批判

  第一个启示就是,现存的这些宏观经济模型并不能用来指导政策设计。尽管这些模型也认识到预期会影响行为,但是它们并没有明确引入预期。所有的变量都假设为仅仅依赖于另一些变量——包括政策变量——的当前值和过去值。因此,这些模型所刻画的是经济变量之间在过去政策条件下成立的关系。卢卡斯指出,这些政策会变化,人们形成预期的方式也会变化,这就使得利用现存宏观模型估计出的关系——利用现存宏观计量模型所产生的模拟结果——不能很好的指导在新政策之下将会发生的事情。对宏观计量模型的批判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以菲利普斯曲线的历史作为例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数据还一直说明存在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取舍关系。但是政策制定者根据这一取舍关系来实施政策,结果却失败了。

  理性预期和菲利普斯曲线

  第二个启示是当理性预期引入凯恩斯模型时,这些模型却得出了与凯恩斯主义非常不同的结论。例如,有理性预期的模型得出了产出对自然水平的偏离是短期行为,而且比凯恩斯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要短得多。

  这一讨论是基于总供给关系的再检验。在凯恩斯模型中,产出缓慢的回到其自然水平是由于价格和工资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而缓慢调整的过程。例如,货币的增加首先会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更低的失业。然后,更低的失业会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价格。这一调整过程会持续到工资和价格与名义货币同比例增加为止,直到失业和产出都回到其自然率水平。

  但是卢卡斯指出,这一调整过程高度依赖于工资设定者对通胀的后看预期。例如,在MPS模型中,工资仅仅对当期和过去的通胀以及当期失业作出反应。但是,只要假设工资设定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这个调整可能更快。从工资设定者所预期到的程度来看,货币的变化可能对产出并没有影响。例如,预期到来年的货币会增加5%,工资设定者会在来年的合同中将名义工资提高5%。企业则会提高价格5%。结果就是实际货币存量没有变化,进而需求和产出没有变化。

  因此,卢卡斯指出,在凯恩斯模型的逻辑中,仅有未预期到的货币变化才会影响产出。可预测的货币变化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更一般地,如果工资设定者具有理性预期,那么,需求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持续期和名义工资设定周期一样长——一年左右。即使根据其自身的观点,凯恩斯模型也没有得到有关需求长期作用于产出的令人信服的理论。

  最优控制论V.S.博弈论

  第三个启示是如果人们和企业具有理性预期,将政策当做一种复杂而被动的系统来控制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政策当做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因此,正确的工具不是最优控制论,而是博弈论。且博弈论得到了一种不同的政策体系。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由F.基德兰德(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在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E.普雷斯科特(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在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析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策制定者所表现出的意图确实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当理性预期被引入的时候,凯恩斯模型就不能用于确定政策;凯恩斯模型也不能解释产出对其自然率水平的长期持续偏离;政策理论不得不利用博弈论来重新设计。

  (二)整合理性预期

  正如大家从卢卡斯和萨金特的论述中得到的启示一样,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思想风暴非常的紧张。但是在随后几年里,一个思想综合过程开始出现,并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很快地,理性预期是正确的假设就被广泛接受。这不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企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总是理性的形成预期。而是因为理性预期似乎是一种本质性的基准情形,这一基准情形可能至少等到经济学家对于实际的预期是否与理性预期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什么时候存在差异,以及如何不同等方面有了更多的理解才会有所变化。

  然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卢卡斯和萨金特提出的疑惑。

  理性预期的含义:

  首先,出现了理性预期在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中的作用与含义的系统性探讨。例如:

  1、R. 霍尔(当时在MIT,现在在斯坦福大学)指出如果消费者有先见之明,那么,消费的变化就是不可预期的。下一年消费的最佳预测就是今年的消费。换句话说,消费的变化很难预测。这个结果让当时的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感到很惊讶,但是它事实上非常的简单直观。如果消费者有先见之明,他们仅仅只会在预期到未来会发生新变化时,才会去改变其消费。但是这样的一些新东西本身就是不可预期的。这种消费行为就是著名的消费随机游走,且它已经变成了随后消费研究的基准理论。

  

  2、R. 多恩布什(在MIT)认为灵活汇率制下的汇率大幅波动——以前认为这是非理性投资者的投机结果——与理性行为完全一致。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名义利率的长期持续变化;当期和预期名义利率变化会导致汇率的剧烈变化。多恩布什的模型,即汇率超调模型已经成为了汇率变化研究的基准模型。

  

  工资和价格设定

  第二,超越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对工资和价格的决定因素有了系统的探讨。S. 费希尔(当时在MIT,现在是以色列央行行长)和J. 泰勒(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对此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两个人都指出,价格和工资对失业变化所作出的调整很缓慢且是理性预期的结果。

  

  费尔希和泰勒指出工资和价格设定的一个重要特征——资和价格的交错定价与简单的假设——在预期到货币增加的同时,所有工资和价格都增加——相比,实际工资和价格决策是随着时间交错进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与货币的增长同时增长。相反,工资和价格调整过程可能很慢,且随着时间推移,交错调整到新的货币水平。费希尔和泰勒讨论了由理性预期批判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产出缓慢回到其自然率水平与劳动市场的理性预期相一致。

  政策理论

  第三,根据博弈论来思考政策引起了对博弈本质的研究与讨论,即博弈不仅仅在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还在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党团之间,或者央行和政府之间,或者不同国家政府之间。这类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一种更加严密的思考方式,该思考方式对于理解一些模糊的概念很有帮助——可信度、声誉和承诺。与此同时,关注到从“政府应该做什么”转向“政策实际做了什么”,并且经济学家对于给出政策建议时,应该解释政治约束的这种意识更加强烈了。

  简而言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理性预期所引起的挑战已经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全面重整。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已经被扩展到用来解释理性预期或者人们和企业前看行为的含义和影响。

  2009年危机前的宏观经济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最近的危机期间,三个群体占据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头条位置: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增长理论学家。

  一、新古典经济学和实际商业周期理论

  理性预期批判不仅仅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它也提供了自身对波动的理解。卢卡斯争辩道,应该舍弃依靠劳动市场的不完美性,而依靠工资和价格的缓慢调整等等来解释波动,宏观经济学家应该去好好讨论一下,将波动解释为在完全灵活价格和工资下的竞争市场所遭受冲击的响应。

  

  这一研究领域就是新古典主义所从事的研究内容。其主要领导者就是E.普雷斯科特,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展的模型就是著名的实际商业周期(RBC)模型。他们的方法基于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方法论。卢卡斯已经讨论过,为了避免早期的误区,宏观经济学模型应该构建在明确的微观基础之上(例如,工人的效用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以及理性预期)。在计算机发展之前,这些模型构建就算不是不可能,可也是非常困难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模型,可能解出的解析式会非常复杂。的确,宏观经济学的许多美妙之处就是找到一个简单的捷径来刻画模型的精髓,而同时又保证模型的解非常简单。计算能力的发展使得用数值型解法来解复杂模型成为可能,RBC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发展出越来越强有力的数值型解法,这就促进了越来越多的模型构建。

  第二个是概念性框架。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大部分波动都被视为不完美性的结果,以及实际产出缓慢的偏离潜在产出的结果。根据卢卡斯的建议,普雷斯科特做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贡献,即波动的确可以理解为灵活价格和工资下,竞争市场对技术冲击所引起的响应。换言之,他认为实际产出的变动可以被看成是潜在产出水平的变动,而不是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他指出这个新的发现意味着生产率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生产率的增长引起了工资的增加,这使得工作变得更具有吸引力,从而工人投入更多的劳动。因此,生产率的增长既引起产出的增加,也导致就业的增加,正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情形一样。波动是经济的正常特征,而不应该成为制定者尝试减少的东西。

  果然,这种激进的观点遭到了许多批判。技术进步是许多创新的结果,每一种技术进步都需要很长时间扩散至整个经济。那么,就很难看到技术进步过程如何产生像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巨大短期波动。也很难把衰退想象成技术退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生产率和产出都下降。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有很多证据显示货币变化——RBC模型中货币变化对产出没有影响——事实上对现实中的产出有很强的影响效应。尽管如此,RBC的框架仍然十分有影响力且有用。它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出波动都是对其自然率的偏离,而是产出自然率水平本身的变动。

  二、新凯恩斯经济学

  新凯恩斯学派指的是一群开放而宽松的研究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应对理性预期批判所出现的理论综合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他们也有一种信念,即不同市场中的不完美性的本质应该被保留,且这些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波动有重要意义。

  

  新凯恩斯学派对名义粘性有许多进一步的研究。费希尔和泰勒已经显示了工资或价格决策中的交错定价,产出是对其自然率水平的长期偏离。这个结论有许多问题。如果交错制定决策是对波动的回应,至少在部分上是对波动的回应,那么,工资制定者或价格制定者为什么没有同步作出决策?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为什么没有更频繁?所有的价格和工资为什么没有在每周第一天发生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G.阿克洛夫(来自伯克利),J.耶伦(当时在伯克利,现在是美联储主席),和N. G. 曼昆(来自哈佛大学)推导出一个令人惊讶但且很重要的结果,即用菜单成本来解释产出波动。

  每一个工资设定者和价格设定者对于什么时候,以及多频繁的改变其工资或价格并无太多差异(对于一个零售商来说,每天还是每周改变其货架上的价格对于商店的总收益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差别)。因此,事实上,价格改变的较小成本——例如,打印新菜单的成本——会导致不频繁且交错的价格调整。这种交错就会导致价格水平的缓慢调整,以及在对总需求变动作出反应时,总产出的较大波动。简而言之,在个体层面不太重要的决策(价格或工作的变化频率)会导致较大的宏观效应(价格水平的缓慢调整,以及总需求变化所引起的较大产出波动)。

  另一个研究方向关注于劳动市场的不完美性。效率工资,其思想是如果工人感觉工资太低,他们可能就不想工作,并使得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出现问题,还会使得公司难以招到工人或者留住好的工人,等等。在这个领域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是阿克洛夫,他讨论了“规范”的作用,即任何组织——本处指企业——中都会建立的规则,这些规则用于评价什么是公平的或者不公平的。这类研究使得他和另一些研究者可以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由社会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他们还检验了规范的宏观经济效应。此外,还有一个研究方向,P. 戴蒙德(来自MIT),D. 莫滕森(来自康奈尔)和C. 皮萨里德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则关注于劳动市场。他们认为劳动市场具有不变的再配置,巨大的流动性,以及工人和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等特征。这些特征也被证明非常有用。

  还有一个研究方向——在2009危机发生时,这一方向被证明是非常珍贵的,那就是信贷市场不完美性的作用。大多数宏观模型都假设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发挥作用,企业能在市场利率下借到它想要的钱。实际上,许多企业仅仅从银行借钱。尽管这些借贷者也愿意向银行支付市场利率,但银行经常会拒绝潜在的借贷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货币政策到底如何发生作用呢?这些问题被许多研究所关注,尤其是B. 伯南克(当时在普林斯顿,后来做美联储主席,现在在布鲁金斯学会)和M. 格特勒(来自于纽约大学)。

  

  三、新增长理论

  自从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最活跃的研究主题之后,这一主题已经逐渐衰落。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又强势回归。新的贡献以新增长理论的名字出现。

  两个经济学家——R.卢卡斯和P. 罗默(当时在伯克利,现在在纽约大学,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褪色时,留下了两个未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资本和劳动翻翻,是否能使得产出增长大于2倍。另一个问题是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这两个主要问题也是新增长理论所集中讨论的内容。

  

  有关研发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讨论反映了这个方向的研究进展。其中,重要的贡献是P. 阿吉翁(当时在哈佛大学,现在在法兰西学院)和P.霍伊特(当时在布朗大学)。他们发展了J. 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过的主题,即增长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产品被创造出来,旧产品就被淘汰。减慢再配置过程的制度安排(例如,一种制度使得建立新企业较为困难,或者使得企业解雇工人的成本很高)可能会减慢技术进步率,进而降低增长。

  

  有一些研究试图识别出特殊制度在决定增长中的精确作用。A. 施莱弗(来自哈佛大学)探讨了从金融市场到劳动市场的不同法律体系通过影响经济的组织结构,进而影响增长。D.阿西莫格鲁(来自MIT)探讨了如何从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更富裕——来识别制度对增长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就告诉我们民主会引起更高的人均产出,或者更高人均产出会引致出民主,亦或是另外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更民主和更高人均产出?通过对前殖民地的经验检验,阿西莫格鲁认为这些殖民地的增长绩效是由其殖民者所实施的制度类型决定的,因此,显示出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显著因果关系。

  

  三、通往一个综合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面三个群组之间的讨论,尤其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之间的讨论非常激烈。新凯恩学派指责新古典学派对波动的解释依赖于一种无法令人相信的结果,且忽略明显的不完全性;反过来,新古典学派指责新凯恩斯模型给出的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建议。从局外来看——当然有时也从局内来看,宏观经济学看起来像一个战场,而不是研究领域。

  然而,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综合似乎正在显现。从方法论来看,这次综合构建在RBC方法的基础上,它详细的描述了人们和企业的最优化问题。从概念框架上来看,这次综合再次认识到RBC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技术进步率的潜在重要性。但是这次综合也允许其中存在许多新凯恩学派所强调的不完美性,从工资决定中讨价还价的作用到信贷金融市场中不完美信息的作用,到总需求影响产出时的名义粘性的作用。但是这些并没有收敛到单一模型或者单一的不完美性,而是对研究框架和推进方向所取得的一致意见。

  这种收敛的一个较好事例是M. 伍德福德(来自哥伦比亚)和J. 加力(来自庞培法布拉大学)的研究工作。伍德福德、加力和其他合作者发展了一类模型,即著名的新凯恩斯模型,这类模型将效用、收益最大化、理性预期和名义粘性具体化。这类模型被证明在货币政策再设计中极其有用和有影响——从关注于通胀目标到利率规制。建立在简单结构基础上,更大规模模型的发展允许更多不完美性的引入,因此必须靠数值解法。这些模型就是大家熟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它们已经成为大部分央行的主流模型。

  

  危机对宏观经济学的启示

  就在此时,即新综合的实现似乎就在眼前这一时刻,宏观经济学家感觉他们有工具来理解经济和设计政策的时候,金融危机发生了,且仍在持续。我们知道大衰退导致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巨大重构,并开始了凯恩斯革命。你们可能会问,这次危机会对宏观经济学产生同样的影响,会导致另一次革命吗?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认为不太可能有革命,但是却会有一些再思考。

  这次危机反映了宏观经济学中,有部分内容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没有认识到会发生如此大的危机,即危机所表现出的经济特征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冲击——在美国是房屋价格的下降——会导致一场全球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出现在没有充分关注于经济中金融制度的作用。(公平地说,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仔细的研究过金融体系,并发出过警告;最著名的的是就是N.鲁比尼(来自纽约大学)和来自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金融发展。)

  总的来说,金融体系,和银行以及另一些金融机构在借贷者之间所起的资金中介作用被大部分宏观经济模型所忽略。当然,也有一些例外。D.戴蒙德(来自芝加哥大学)和P. 迪维格(来自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就阐明了银行运作的本质。非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资产甚至会给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风险。这个问题仅仅只能靠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来解决。B. 霍姆斯特罗姆和J.梯诺尔(两位均来自MIT)的研究均显示了流动性问题是现代经济特有的现象。不仅仅在银行中存在,而且企业也会存在这一问题,即它们有偿付能力,但是流动性不足,不能增加额外的现金来完成一个项目,或没有能力在他们需要偿还债务的时候向投资者偿付。A.施莱弗(来自哈佛大学)和R.韦西尼(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篇重要文章“The Limits of Arbitrage”显示,一种资产的价格下降到其基本面价值以下时,投资者就不能利用套利机会;的确,他们可能会被强制平仓,并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且进一步偏离其基本面价值。行为经济学家(例如,来自芝加哥大学的R.塞勒的研究结果)指出,个体与经济学中常用的理性代理人不同,这对金融市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需要用来解释危机的大部分因素都已经有所研究。然而,许多研究都是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外完成的,例如金融或者公司金融领域。这些因素还没有引入宏观模型,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理解也很浅显。杠杆、复杂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共同造成了此次危机,但这些因素几乎都没有出现在央行的宏观经济模型中。

  金融危机发生的八年后,情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并不奇怪,研究者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本质方面。许多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推进,且这些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正在整合进大规模宏观模型中。对政策的启示也正在被刻画,即关于宏观审慎工具的利用或者高公共债务的危险性。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对金融系统更多的理解,宏观经济模型会越来越丰富。如果历史有任何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就是经济也可能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冲击类型受到打击。

  此次危机所带来的启示可能已经超越了将金融部门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和分析。大衰退使得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性质提出质疑,并建议政府进行干预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次危机也出现类似质疑。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共同信念是至少在中期,经济会回到其自然率水平。新古典学派持一种极端观点,即产出总是在其自然率水平。而新凯恩斯学派则认为,在短期,产出可能会偏离其自然率水平。但是他们都坚持认为,在中期,经济会自然回到其潜在水平。大衰退和日本长期衰退都是大家熟知的事例;然而,它们都被视为常规性偏离,且是由于大量本可以避免的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乐观主义太过了。美国发生流动性陷阱八年之后,正常的调整机制——低产出而降低利率——仍没有发挥出太大作用。而政策操作空间,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比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有限。

  宏观经济学的展望

  从方法论来看,所有批评意见对于DSGE模型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些批评使得我们确信要放弃DSGE,而探索其它方法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相信:DSGE可以做出正确的基本战略选择,从解决当前的缺陷。

  追求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析性宏观经济的核心,并在其中进行讨论和扩展,这一想法可能是一个白日梦,但这是一个值得去追求的梦想。如果这样做,DSGE的三个主要建模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从明确的微观基础开始,显然是必要的,否则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吗?特定方程将达不到这样的意图。根据竞争性经济扭曲集合的考虑,意味着对竞争性模型的长期追求,相当合理地描述了经济。但是,很难发现它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估计来看,作为整个系统来校准和估计模型,要胜于多方程组的估计方法,这看起来也更为合理。运用过去的那种多方程组模型而得到的预期,与系统的实际动态特性是非常不吻合的。

  不可否认,有些宏观计量模型假设确实与经验事实(或者微观证据)相偏离。但这也正是宏观经济学需要不断改进之处。正如阿吉翁等(2016,JPE)和阿西莫格鲁等(2016,JPE)所做的那样。

  经验证据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争论,这需要计量方法的改进。比如GNP的单位根检验,ZA就是对ADF和PP的改进,否定了技术冲击的持久性,支持了波动是对趋势的暂时偏离,而这一点曾被ADF否定。对实际工资跨期替代弹性的检验结果否定了实际商业周期模型的力度。可是,以后是否会有更好的计量方法证实实际商业周期模型所采用的更高弹性是合理的呢?目前来看,谁也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所以远远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也没有到需要“大一统理论”的时候,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坚持各自所选择的研究路径(方法)的原因。

  从目前来讲,宏观经济研究或者宏观经济模型更多加需要保留多样性(Korinek,2015;Blanchard,2016;Wren-Lewis,2016;Keen,2016)。

  即使在DSGE内部也存在差异。在回应Lucas批判的问题上,实际商业周期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实际上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其构建于微观基础之上,对宏观模型进行修正,使宏观适应微观;而新凯恩斯模型基于宏观病理问题,对微观进行修正,使微观适应宏观。Lucas和Prescott坚持认为,必须对宏观模型进行改造,使其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一致。Solow则认为,宏观经济学就是基于宏观病理问题建立起来的学科,因此,需要以宏观为本。寻找适合的微观基础,这也是新凯恩斯学派将效率工资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看作实际均衡的原因。但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则并不将这一点作为均衡。Lucas批评“凯恩斯主义是对引入非经济因素解释经济问题这种诱惑的屈服”,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是“荒唐的,毫无逻辑的”。那么,所有的争论到最后,其实都不是数学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问题。换句话说,不是DSGE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其“霸权主义”,排斥其它研究方法的问题(Blanchard,2016;Wren-Lewis,2016)。

  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学的分歧远远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大。从理论上,争论小得多。Friedman指出,宏观经济最大的分歧在于政策应该取得什么效果,以及政策能不能取得这些效果。而政策又是大众最为关注的,因此,争论才会被放大,共识则被忽略了。

  “虽然宏观经济学中仍有大量问题和观点存在分歧。,但是,相比于过去,宏观经济学家对于宏观经济学中一些根本性问题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当然,宏观经济学中确实还有大量问题和分歧有待解决。,但是就目前来讲,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探讨越来越多,且会持续推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Woodford,2009)

  我们并不是说,不去追求“大一统”的理论,或者说“大一统理论”不存在,相反,我们认为“大一统理论”应该是所有经济学家的终极目标。正如Lucas所说,:“如果将诸如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总体性问题重新整合到微观经济学一般框架内取得成功,那么,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将会消失,微观这个修饰语也成了多余。我们只需要说经济理论,正如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和瓦尔拉斯所做的那样。……虽然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这项事业中所取得的成果却让人振奋,我对此充满信心。”。

  因此,在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征途中,我们应该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研究结论。例如,针对IS-LM模型忽视预期的的批评,目前, IS-LM模型对政策的分析限定于短期,且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来扩展IS-LM模型。目前,很多宏观经济学教材都忽视了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比如:新古典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联系,、货币主义跟凯恩斯传统之间的联系等。有人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的巨大包容能力,无论这些思想和理论是经济学科内的,还是经济学科外的其他学科。因而,新凯恩斯主义甚至存在许多互不相关的精美理论,这些精美理论有些是互补的,有些则是相互矛盾的。有批评者说,新凯恩斯主义甚至都不是一种主义或者理论,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框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更改这个主义的任何部分”。从斯密到马歇尔经历了120年左右,而从凯恩斯、希克斯到现在才过了70-80年。在宏观经济学的漫长研究中,我们认为这种包容性和多样性对宏观经济学来说是好事。

  如果现在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可能是关于较小的冲击,常规波动,以及调整过程仍可能会发生;而较大的,异常的冲击,以及常规调整过程则可能不会发生,且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经济复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对于研究者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更好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尽可能的使用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使得世界经济回到正常水平。